中共党史资料的“解读法”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第二,“去伪存真”。这既是考证史料的基本要求,也是解读史料的必要方法。但“解读”与“考证”毕竟不同。一般说来,考证史料的真伪,只是完成任务的一半,还有一半则属于解读工作,如分析作伪者的动机,以及真伪之间的联系,等等。梁启超说:“伪事与伪书异,伪书中有真事,真书中有伪事也。事之伪者与误者又异,误者无意失误,伪者有意虚构也”。比如,陈公博、张国焘、王明等一些党史人物的回忆录,一般被视为“伪书”,但其中也有“真事”;而斯诺的《西行漫记》,一般被视为“真书”,但其中也有不实记载。例如书中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边界的茶陵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府选举出来了。主席是杜修经。”但杜修经证实,他当时并未作过苏维埃主席一事。杜修经说:“实际上没有那回事……我没当过苏维埃主席,也不知道是毛泽东同志说错了,还是斯诺访问时记错了。”
第三,“由此及彼”。即由这一现象联系到那一现象,这种方法要求我们不能孤立地看一种史料,而应把一类史料联系起来作全面考察。在党史研究中,运用“由此及彼”方法解读史料,关键是要找出不同史料间的相同点、联系点和差异点。找出相同点,可以通过不同史料互相印证,来增强我们认识问题的准确性;找出联系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史事演化的过程,以及历史的各个侧面;而找出差异点,则可以提示我们更深入地研究问题。比如,关于陈独秀的生年,起初大家的说法就不一致。1979年版《辞海》中的“陈独秀”辞条说是1880年,1980年版《周恩来选集》(上卷)和1981年版《刘少奇选集》(上卷)也持这一说法。而1980年出版的《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一书则说是“一八七九年阴历八月生”。后来研究者查阅《陈氏宗谱》,才知其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这也与1937年陈独秀写的《实庵自传》说法一致。这样陈独秀的确切生年才真相大白。
此外,一些社会风俗,我们也要有所了解。比如,旧社会有句俗语:“穷不离卦摊,富不离药罐,不贫不富,不离当铺。”因为穷人想富,常花小钱,算算何日发财;富人怕死,常吃补药,以求延年益寿;而一般人家虽无大钱,但多少也有两个值钱的物什,所以一时救急便去当铺,等有钱时再赎回来。这也就是中共党员在革命年代,常以卦摊、药店和当铺作为掩护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研究者如果缺乏这些知识,就无法“重现”一些党史事件的历史“场景”。总之,解读史料,我们要学会“穿越”,习惯于超越时空的往来穿行。正如翦伯赞指出的:“不钻进史料中去,不能研究历史;从史料中跑不出来,也不算懂得历史。”
其次,要从特定的“史学”语境来解读史料。我们知道,“历史事实从来不会‘纯粹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们“通常是通过记录者的心灵折射出来的”。这如同司法审判时不会原封不动地照录被审者所说的话,法庭的书记员甚至当场就开始整理口述的内容,使之符合语法结构。不过在这个环节上,史料尚可大体保留自己的“原生态”。但当法庭总结陈词时,“书记员”还必须依照现行法律的规定格式,对他的“记录”作重新加工。这时史料就会因这种“规定格式”,而失去它的“原生态”。因此解读史料的另一项工作,就是重构历史的观念,并在特定的史学语境中,打捞那些已经被格式化的内容。
语境分析:将史料置于“历史”和“史学”的双重语境中
毛泽东在《实践论》一文中指出:“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这里说的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般原理,但同样也是我们在解读史料中所要遵循的重要方法。
第一,“历史钩沉法”,即重新寻出业已沉没的史实。但“历史钩沉法”也不同于一般的史实考证,它更类似于胡适所说的“实验的方法”。其实质是依据新问题,查找新证据。
第三,“通盘联络法”,即将同类分散的史料联络起来,以显现其意义。因为有许多史实,在散落零乱时,看不出它们的价值,但一经联络,意义便极其重大。比如,在1928年1月到1930年8月间,上海郊区一共发生六次农民暴动。若分开来看似乎没有意义,但聚在一起就会发现问题。因为有五次省委没有批评,只有第四次遭到省委批评了,而且还特别严厉。但是比较起来,这一次既不是“左”得最厉害的,也不是损失最惨重的,为什么上级只对它作严厉批评呢?于是再分析六次暴动的时间和背景。前三次发生在第一次“左”倾错误时,本是由省委部署的,所以不会批评;而后两次是贯彻“立三路线”的,所以也没批评。只有第四次发生在第一次“左”倾错误纠正后,“立三路线”尚未形成时,因此才受到省委的严厉批评。这样一类比分析,对于我们研究中共党史的史事原委,意义就很大了。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网址: http://www.zgdsyjzz.cn/zonghexinwen/2022/0606/7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