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首大学学报(杜会科学版)；1988半第四期(总第二十五期)湘西匪患操源李道文湘西匪患，危害深久。新中国成立后，短短三牢，雎患便告彻底清楚。这使湘西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英明。为了更好地认识湘西剿匪斗争的伟大意义，有必要对湘西匪患的起源时间问忍作出合乎历史的分析。湘西匪患起源的时间，历来众说纷云，大体有四种说法，一是明朝以前的两千年史说，根据是东汉以来，伏波将军马援征剿武陵蛮，武溪蛮，二是元末明初的六百年史说，见《擒魔记》序，又见《回忆湘西剿匪和开辟沅陵地区工作》(载《湖南党史通讯》1986年第8期20页云：“……湘西土匪有几百年历史，在元末明初时即有。以后数百年，匪灾起伏连绵不断。”此说为电影《湘西剿匪记》所采用，其中一·个匪首取名为瞿廿四，即瞿氏第二十四代土匪。按一代为二十五年计，刚好六百年，三是明末清初以来三百年史说，见辰州府志，沅州志，凤凰厅志、永顺府志，四是清末民国初的百年史说，见之于湘西各县方志以及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军长、中顾委委员曹里怀将军在《湘西剿匪斗争史》定稿会上的题词：“百年匪患，斩草除根，实现四化、人民幸福1"笔者认为，前三种说法不符合湘西的实际情况，而第四种说法符合湘西历史的本来面目．土匪是在符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所谓土匪，人们历来把一贯以抢劫为业，坐地分赃，残害人民，危害社会的个人或集团称之为“土匪"。史书上亦称作，／山贼"，：‘‘苎寇”，“草寇”，“强人”、“好民”、“绿林”、“响马"等。土匪这个概念的内苎是十分明确的。可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出于阶级偏见和政治需要，常常把起杗妄磊他们的劳动人民诬之为“匪”、“贼”，“寇”，对敢于反抗其征服与统治的岁数民族(如土家，苗施)诬之为“蛮匪”，“蛮贼”，“蛮獠”、甜苗匪"。这是造成匪源问题一度纠缠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时至今日，这些混乱，应该彻底澄清，同时，我们所探讨的是湘西匪患的起源时间问题，并不是湘西个别土匪的起源时间问苎。因为，个别的土匪，其在中国早已存枉各地均先后出现过，这种个别的土匪与匪灾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后者的危害程度巨大，社会影响巨大。·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曾记述武陵蛮精夫相单程起义反抗汉光武帝刘秀的事。说：武陵蛮精夫相单程是“充贼”(当时的充县系湘西北的桑植、大庸、慈利。石门等地)·；鞯戴谖难议譆嚣筹癸搽感觉念烹相单程杀死，义军自散，最后官军置"长吏”而罢兵。所谓湘西匪灾起源的明朝以前的两千年史说，就是指的当时的官军对湘西武陵蛮的武力征服这件事。其时，东汉朝廷初立，征剿不宁。如此说来，岂不遍地皆“匪”了?而义军首领诬称为“亢贼”，其阶级偏见，不是显面易见么?持湘西匪灾起源始于元末明初的六百年史说者的依据是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和陈文谅追逐于江西和两广时，有许多强暴之徒逃到湘西，纠合当地的流氓分子，窜踞山林，使用棱标、大刀剪径行汰祸害人民，尔后遭宫府血腥镇压。其实，这里所指的强暴之徒是指的威振湘西北管辖四十八峒的“蛮王天子”覃玺的蛮勇子弟。覃么是元朝末年慈利安抚使。在朱元璋吞并了各路农民起义军。夺取了武昌，打败了陈友谅后，作为陈友谅的部将覃重坚决不投降。他率领慈利安抚使所管辖的苗、瑶、土家族人民，与朱元璋对抗，自称覃亟王。朱元璋几次派兵来讨伐；都被覃豆王义军打败。后来，在朱元璋大军围剿下，覃至王率领苗，瑶，土家族人民又坚持斗争了七年。最后由于叛徒出卖，覃这王被自己的女婿捉住，解到南京；在洪武五年的农历六月初六日，朱元璋下令剥皮处死。覃丑王被消灭后，洪武十八年有夏德忠在七星山再起。同一时期，在武陵源内又有向大坤聚众竖旗，自称天子，后来亦被朱元璋派遣以夷治夷的急先锋们所歼灭。然而，人们并没忘记历史上那些起义者，武陵源内的地名如百仗峡、插旗峪、扬旗山、锣鼓塔、尸骨塌、乱窜坡、血战岭，无不是覃玺王与朱元璋的官府军麈战之地，至于闻名遐迩的天子山，正是纪念那赫赫有名的“向王天子”而命名传至今日。元末明初，义军风起云涌，将这类以争王争霸为目的的义军称为“匪”，只能说是“成王败寇”思想的反复而已，实在经不起推敲。持湘西匪灾始于明末清初的三百年史说者称，十七世中叶，澧水和酉水一带有人脸上涂着锅底黑灰或蒙着面纱，抢夺民间财物，被老百姓称作“响马强盗”和“抢贩”。其实，这里所指的是李白成、张献忠部起义军的作“乱”。如《辰州府志》载：翻崇祯十六年癸未，四方寇乱，二月，闯贼余党窃踞澧州，偏沅将官周晋乘机毁常怂辰民闻风惊窜。”“是年七月二十三日，西贼张献忠破常德，杀戮遍村市”，《沅州志》又载：。顺治六年，王进才、马靖忠、高必正、李赤心等剽掠沅靖二州……丁亥，王进才等既掠辰州，复破辰州，自是，兵祸不绝。”明末清初年间，李自成余党残部曾在湘西潜鸥其部将野狒在大庸天门山削发为僧，最后安息在天门山上，基碑尚存。该碑文记事道：农民起义军领袖李白成失败后，·其余党残部仍在湘西北联明抗清达十余年之久，最后被消灭，……把著名的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张献忠以及大顺农民军有名将领王、马、高、李四员大将称之为匪的确有其人，那是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及其鹰犬。志书的作者却把他们的反明抗清活动与土匪行径混为一淡，显然是对历史的颠倒。乾隆四年(1739年)颁行的钦定《明史》还专门立了《沅寇传》，将李自成、张献忠诬为“寇"、’o贼”而大加贬责，这就不足为奇了。综上所述的三种史说，均系诬称。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地区劳动人民惯用的卑鄙伎俩，是对历史本来面目的蓄意歪曲。笔者认为，湘西匪灾始于清朝末年，民国时期“发扬光大。，至解放前夕为最。例如咸丰四年(1854年)七月，湘西北地区的永顺彭盖南，桑植李晖等同时称乱，“突入?；；!?：·；．÷；府县城抢掠，翟诰督附县讨乎之”．(．C湖南通志》第18卷第53页)…．…据查，自清觊咸丰、同治年间起，湘西方志和有关史料对土匪活动的记载明显增多。直至民国，便有“湖南未乱，湘西先乱”之说，形成了兵来匪去；兵去匪聚，烟赌不灭，娟妓不绝，匪盗不息的匪患乱史。那么，湘西土匪的开山鼻祖到底是谁呢?湘西土匪从清朝末期兴起的主要标志是在湘西民间出现了拦路抢劫财物的“棒棒客”，又叫“棒棒脑壳”、它是湘西土匪的开山鼻祖。“棒棒客”以木棒为武器，单身独汉躲在边缘结合处的山坳、庙宇、丛林、石洞等地方，抡劫过往行人的钱、丰赂、食盐、土布等，或夜半更深闯入单家独户的农家强夺恋要。这个时期的棒棒客，一般是舍远谋近，亦农亦盗。农忙种阳春，农闲当“棒捧客”，丰收年是农民，歉收年是“棒棒客"，官兵来了是农民，官兵走了是“棒棒客”。这是清朝末年的状况。民国以来，军阀混战。狼烟四起。随着大势所趋，“棒棒客”也起了变化，由单枪P：i马，发展到成群结伙的抢，由无领导无组织的抢，发展有头人有严密组织的抢，由糊口谋生而抢，发展到杀人灭口、招兵买马的抢，由季节性的抢，发展到占山为王，常年累月的抢；由用木俸为武器发展到用马刀、梭标(杆子)鸟铳等刀枪抢。抢的对象也起了变化，小到广货客、牛贩子、花布客，挑脚担的，大到商贾、政客、；用车装船拖的，抢劫地点由边缘LU区转移到了驿道和交通要道。“棒棒客”的变化是湘西各族贫苦民众的灾难临头，因而形成了匪患。特别是“棒棒客”抢了驿道，杀了商贾后，惊动了省府。那是1913年，快讯如疾风闪电，传到长沙省府，大小官员无不惊慌万状。为了对付日益猖狂的“棒棒客”，省府的对策就是在湘西各县迅速建立了镇压“棒棒客”的／<团总”和“乡约”。团总是乡级组织，一个乡一个。“团总”的头称“老爷”，由乡民挑选，窜府翠认；“乡约”一村一个，头人叫“乡约佬”。他位卑职小，主要是担负对村寨良众的“管教养卫”。团总与乡约成立之后，接着在各村开始筹建“堂子”，专门训练青午人舞刀弄棍，成为对付“棒棒客”的一支武装力量。一个“堂子”，都请了几个或几十个不仅懂得一般武艺，而且精通“刀法”、“枪法"、拓气功”的武师；(也称教师爷)传授武艺。到“堂予”习武的人，不分穷富，不论贵戕。“堂子”的出现，使湘西人性格起了点变化，爱武的人增加了，一个人都能打赢几个人。“堂子”虽然训练出了不少对付“棒棒客”的高手，低许多“棒棒客”也都是通过“堂子”训练出来的强人，因此，湘西之乱，越来越大。；；，；后来有了“喂子枪”、“九子枪”、“汉阳造”、“机关枪"，瘫迫击炮，／，土匪更肆无忌惮了。··；!为何说湘西匪患在解放前夕已经成了灾呢?·旧政府并非没有“剿”匪，而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土匪不离土，不离老巢，旧政府拿土匪无法：一则土匪狡猾，追剿时利用复杂地形潜匿，再则官兵又欺压百姓，加上旧政府言而无信，致使纵匪养匪，最后只能越剿越多。土匪武装不断扩张，，最后成灾，百姓更加遭殃。在解放大军进入湘西前，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溃兵的枪支弹药流入民间，·)时惯匪，大股匪，加上保安团，警察局和外省小股跳墙作乱的流动匪，总数约有十万之众，遍布湘西二十余县，尤以沅、澧二水上游为最。这时的土匪活动，·》》恧日盛二日，杀人越货习以为常，并且不局限于抢劫民间财物，而带有浓厚的官，霸、匪三位一珠的39吉首大学学报(杜会科学版)1988第四期(总第二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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