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俄人移植”说与“共产国际扶植”说影响甚广。日本学者石川祯浩通过对中国、日本、朝鲜共产党的成立相比较，“产生这样一个单纯的疑问，即共产党在东亚成立，为什么是巡着朝鲜、中国、日本这样一个顺序？”他认为，“这个原因，不用说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其后共产国际在东亚各国进行的推动工作。实际上，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的存在，才是造成共产党按完全相反的时间顺序在日本、中国、朝鲜成立的真正主要的原因。”［1］　他进而指出：“没有共产国际就不可能有共产党，至少，当时的所谓‘共产党’的成立，首先要视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否作为共产国际在各国的支部）而定。”［2］台湾学者陈永发也持相似的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既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转向、社会主义思潮成为时代潮流有关，也与共产国际输出革命有关。“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援助不仅攸关陈独秀的存亡，共产国际代表也实际参与了陈独秀建党的过程”，正是“在共产国际的催促下，陈独秀决定于1921年7月在上海法租界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3］ 如上观点，是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置于共产国际的背景下，扩大到东亚三国共产党成立的视野中进行考察而得出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将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旅法勤工俭学生建党思考与活动纳入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视野中进行考察，则会发现如上阐释值得商榷。蔡和森建党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既非共产国际帮助与扶植的产物，也非陈独秀、李大钊直接指导的结果，而是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可以说，蔡和森与陈独秀、李大钊一样，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思想原点之一。通过蔡和森建党思想与实践，我们不难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植根于20世纪之初深厚的时代背景，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走在时代前列的仁人志士因之而聚集，而非单纯的“俄人移植”、“共产国际扶植”所能造就。 一、与共产国际无涉 蔡和森是提出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1920年7月7日，蔡和森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蒙达日会议上，明确“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蔡和森率先提出“组织共产党”，是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下提出的。 蔡和森建党思想的形成，直接来自于对列宁学说的选择与接受。对于列宁学说，蔡和森一见如故，欣然接受。 有资料显示，蔡和森对列宁主义的接受，是受李大钊影响。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系统介绍了列宁学说；同年10月15日，李大钊在《新青年》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进一步阐发对列宁学说的认识。正在北京筹办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事宜的蔡和森受此影响，思想逐渐转向共产主义和十月革命。1918年7月21日，正在北京为留法勤工俭学奔走的蔡和森致信毛泽东，表示：“若天下治乱，其转移在于一心，人之贡献于人道，其功过不在形迹之上。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5］据沈宜甲回忆：“和森于一九一八年即向我云：‘崇奉共产主义，承认苏俄为世界牺牲’。”［6］ 因此，与绝大多数留法勤工俭学生不同，蔡和森是带着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憧憬之情踏上法国土地的。刚到法国，蔡和森便有选择地“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和策略，以及建党的组织原则、方法和步骤进行了深入思考，形成了系统的建党思想。 种种信息表明，在这一过程中，对蔡和森思想产生直接影响的，主要是法共《人道报》、《平民报》以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据李维汉回忆：“他没有上课，‘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以‘蛮看’报章杂志为事。在短时间内收集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小册子，择其重要急需者‘猛看猛译’。”［7］显然，蔡和森建党思想的形成，并非苏俄共产党及共产国际有组织地“移植”。同时，查阅已解密的前苏联及共产国际档案，也没有相关的活动记载，从而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 二、非陈独秀、李大钊直接指导 那么，蔡和森建党思想的形成，是不是陈独秀、李大钊直接指导的结果呢？ 据最新研究成果显示，在维经斯基于1920年4月来华的直接推动下，陈独秀开始接受列宁主义。同年6月，陈独秀、施存统等5人组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发起组。不过，据施存统回忆，该发起组起草的纲领是根据几本有限的马克思著作拟订出来的，其中虽有“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字样，但不解其意，“带有相当浓厚的社会民主党色彩，个别同志还有几分无政府主义色彩。”［8］据考察，该发起组名为“社会共产党”［9］，进一步说明了该发起组与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思想追求上还有较大的距离。直到7月19日，维经斯基在上海召开了“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会议时，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始坚决主张建立中国共产党。［10］此后，同年9月，在复刊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诸多信息表明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是该号刊登了标志陈独秀彻底转向列宁主义的文章《谈政治》一文，二是该号开辟了专门介绍俄国革命的“俄罗斯研究”专栏，三三该号“封面上有一小小图案，是一东一西，两只大手，在地球上紧紧相握……暗示中国革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11］ 显然，如上种种迹象表明陈独秀彻底转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在1920年7-8月间。对此，最早开展中共党史研究的蔡和森认为，陈独秀编的《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是他“由美国（即资本主义）思想变为俄国思想”，由宣传资本主义变为“宣传社会主义”的标志。［12］同时，从1920年7月19日陈独秀等决心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时间点上，也很清楚地显示出晚于蔡和森明确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10天以上。无论从接受列宁学说的时间，还是明确提出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时间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蔡和森提出组建中国共产党，并非受陈独秀、李大钊的直接指导。 有研究者引用张国焘的回忆，证明蔡和森在法国的建党活动是受陈独秀的指导而展开。在回忆录中，张国焘写道：1920年7月底，“陈独秀与张国焘讨论建党问题，对湖南和留法学生作了乐观的预测，函请毛泽东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海外则以留法的勤工俭学生最有希望，陈独秀将与著名的马克思青年学者蔡和森通信，并请他在德、法等留学生中发起共产主义的组织。”［13］显然，这段回忆，要么是张国焘记忆有误，要么是张国焘故弄玄虚以彰显自身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的地位。因为陈独秀与蔡和森的通信，是在1921 年2月；而在事实上，陈独秀委托赴法进行建党工作的，也不是蔡和森，而是赵世炎。据唐宝林考证，赵世炎于1920年5月到上海参加了陈独秀最早的建党活动，二人得以相识。“1920年11月，蔡元培赴欧洲考察教育，北京大学教授张申府因赴法国任教，陪同前往，路经上海。陈独秀给张写介绍信，嘱其到法国联系赵世炎，进行建党工作。”［14］“于是张申府到法国后，先与赵世炎、周恩来成立起共产党小组，然后组织了名为‘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的青年组织，分别接受国内党、团中央的领导。”［15］ 三、促毛泽东转向共产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转变，也间接证明了蔡和森的建党思想并非源自陈独秀。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与周世钊的通信中谈及自己思想时，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并希望“在长沙办自修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16］可见，毛泽东此时的思想还没有摆脱工读主义的影响，并未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同年8月13日、9月16日，毛泽东先后收到蔡和森从法国寄来的两封信，信中蔡和森详尽介绍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提出了列宁式建党学说。9月5日，毛泽东在《大公报》发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仍认为中国没有俄国革命成功的条件，“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原因暂不说）”［17］。10月，驱张运动失败后，毛泽东思想开始发生重大转变。11月25日，在给向警予的复信中，毛泽东总结驱张运动，认为“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18］由此可见，尽管1920年上半年在北京期间，毛泽东曾读到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人译介的《共产党宣言》等书籍［19］，但是由于忙于驱张运动，所以当时毛泽东肯能未详加阅读，而驱张运动的失败，以及蔡和森向后寄来的两封信很可能促使毛泽东发生了向共产主义的重要转变。 通过如上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最早明确提出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先行者，他关于组建中国共产党的系统思考，不仅最先成型，而且完全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列宁建党学说，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而构建的。他的建党思想，与陈独秀、李大钊一样，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思想原点之一。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蔡和森虽然没有直接受陈独秀、李大钊指导开展建党工作，但其建党思想的形成，是受李大钊和陈独秀思想的启发和引导而形成，并不是孤立于其所处的时代而存在的。换言之，蔡和森建党思想的形成，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一样，源自于使中国从积贫积弱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进而实现民族复兴与人民解放的时代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产物。蔡和森能够在完全没有共产国际等外力因素作用下，相对独立地形成完整的建党思想并致力于卓有成效的建党实践，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并非“俄人移植”、“共产国际扶植”，而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1］　［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2］　［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3］　陈永发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版，第62-74页。 ［4］　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5页。 ［5］　《蔡林彬给毛泽东》（1918年7月21日），《蔡和森文集》（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 ［6］　《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页。 ［7］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党史研究室：《中国人民永远记着他——蔡和森110周年诞辰纪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177页。 ［8］　唐宝林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233页。 ［9］　［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65页。 ［10］　唐宝林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1页。 ［11］　唐宝林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4页。 ［12］　唐宝林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1页。 ［13］　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14］　唐宝林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1页。 ［15］　唐宝林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1-262页。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页。 ［17］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07-508页。 ［18］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48页。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 （作者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和富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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